在古滇国的历史中

有一类特殊的文物——贮贝器

可以视为现代人的“存钱罐”

贮贝器是滇青铜文化的独特代表

它在滇国的地位与中原的“鼎”有些类似

标志着拥有者高贵的身份与地位

贮贝器出现后

逐渐取代铜鼓成为滇国“重器”

不仅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

还承载着祭祀与“史书”的功能

叠鼓形斗争场面铜贮贝器

　　贮贝器是青铜铸造的，用以贮藏海贝的容器。它是云南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目前仅出土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官渡羊甫头四地，石寨山等地是滇国统治的核心区域，所有的贮贝器均出土于大型墓葬中，它们是滇国王侯贵族的专用品，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利。

　　贮贝器可分为桶形、鼓形、束腰桶形、异形四大类。其中，鼓形贮贝器数量最多，型式复杂。较常见的鼓形贮贝器是将一铜鼓去鼓面，下加一底，上加一圆盘形器盖的造型，有的圆盘形器盖上还留一直径为4——5厘米的小孔以投贝。其他还有叠鼓形贮贝器，分两式：一式为两鼓上下相叠，下鼓加一底，去鼓面，上鼓去鼓面，加一器盖，再将两鼓焊铸成一体。此式叠鼓形贮贝器仅见于晋宁石寨山，共三件。另一式为两铜鼓一反一正，上下相扣合的叠鼓形式，下鼓鼓面下另加三足，仅发现一件，出土于江川李家山。

　　贮贝器虽然均以贮藏海贝，但具体用途略有不同。大多数是为贮存海贝而铸，少数贮贝器的器盖上有“投币孔”， 它们不仅可贮贝，平时也用来“零存整取”。器盖上有执伞铜俑的铜鼓形贮贝器则是专门为死者所铸，属于殉葬品。

器盖上有127个人物的诅咒场面贮贝器

　　对贮贝器而言，器盖是最重要的“艺术舞台”，上面上演的剧本都经过精心构思，表演者有人物，也有动物。动物题材最常见的是立牛，有一牛、五牛、七牛乃至八牛者， 其他动物形象还有虎、鹿、猴、兔、狗、飞鸟等。人物形象常与墓主生前活动有关，包括战争、祭祀、生产生活场景。主角形象高大，表面鎏金，标志出与众不同的地位，有单独的骑士，有狩猎的贵族，还有肩舆上的妇女等，人物最多的一件贮贝器盖上竟多达127人。贮贝器盖的立体雕塑用细致入微的写实手法描绘出滇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仅具有艺术的感人力量，还是滇国的“无字史书”，堪称滇青铜艺术的巅峰作品。

叠鼓形狩猎场面铜贮贝器

　　贮贝器上最常见的装饰图像就是牛。古滇国青铜贮贝器上的立牛一开始可能具有“盖钮”的实用功能，后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装饰品，从一头开始逐渐增至5头、6头、7头，多者达8头。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件战国时期的“立牛铜贮贝器”是较早的，而同地出土的另一件“五牛一鼓铜贮贝器”，不仅立牛的数量增加了，而且还出现了“铜鼓”。器盖中央有一小铜鼓，鼓上立一牛，鼓旁四牛按顺时针环绕。中间的牛被“抬高”放置小铜鼓之上，其余四牛变成了“衬托”。这种变化使贮贝器盖上的立体装饰高低错落，富有空间感。李家山出土的另一件“五牛铜线盒”，器盖上也是五牛的造型，不过一大四小，“牛”的主题更为凸显。这种铜线盒在滇国也常被当作贮贝器来使用。从一定程度讲，铜鼓、牛、贮贝器，都是当时滇国财富与地位的象征。

立牛铜贮贝器

　　贮贝器不仅是滇青铜艺术的最高代表，它还是滇国社会历史最重要的文化载体。2000多年前的滇国犹处于一种类似于“复杂酋邦”或“方国”的社会发展阶段， 滇人没有系统的、成熟的文字来记录历史，他们使用的只是一种原始的“图画文字”，无法具体地表达复杂的事件。贮贝器自觉不自觉地承担了“史书”的使命，它用直观的、感性的立体雕塑群像，再现了滇国社会历史的鲜活场景。它们记载的历史，比起干枯的文字更生动、更具体、更直观、更可靠。贮贝器的主人非富即贵，贮贝器盖上的群雕主要反映的也是滇国王侯贵族的活动，它们是滇国社会上层建筑的生动再现，承载着滇青铜文化最核心、最关键的部分。我们经常感慨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对滇国的语焉不详，遗憾无法“起古人于地下”，殊不知贮贝器早已通过独特的艺术语言，为我们记录了无数珍贵的信息。贮贝器的史书职能后来也被后续的铜鼓艺术所借鉴，从玉缕、茂利等铜鼓鼓面纹饰表现的椿堂杵歌、应乐起舞的复杂画面中，我们也依稀看到了贮贝器场面雕塑的影子。

　　摘自：樊海涛著，《古滇国文化与艺术研究》，云南出版集团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