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家文物局、人民网主办，国家文物局新闻中心、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人民网文娱共同承办的《中国考古大讲堂》第四季“中外联合考古”系列讲座正式推出。本季讲座展示古代中国与世界的物质交换、族群迁徙、文化交流和文明互动，更加全面地展现中华文明魅力和当代中国的考古研究水平，向国内外公众传递“中国考古之声”。本期邀请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伊联合考古队中方领队张良仁主讲《中国陶瓷走向西亚》。

　　自2016年起，南京大学在伊朗开展中伊合作考古工作，此项工作系与伊朗同行携手合作，契合当下国际合作发掘的模式。

之所以赴外考古，首先是因为研究中国考古需要熟悉外国考古。中国并非封闭的区域，而是自古以来与外部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若要深入探究中国考古，就必须了解中国周边区域的考古工作。借助在伊朗发掘所发现的陶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陶瓷的发展脉络，以及中国陶瓷对世界所作出的贡献。

　　其次，赴外考古是学术外交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要谋求发展，就必然要与世界各国开展交往，学术界是中国与外国交往的一部分。考古工作者具备一项独特的优势，即在国外开展考古工作时，自然而然地要与所在国的政府部门、高校师生以及普通民众等各种人群沟通交流。

　　再次，当下中国已然成为大国，大国就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为世界贡献力量。中国考古学历经近百年的发展，已然达到能够走向世界为全球考古贡献力量的水平。近几十年，中国经济腾飞，对于考古力量的投入不断加大，使得我们的研究能力和研究视野得到了显著提升，具备了走出国门开展考古工作的条件。

　　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走进世界，走出自己。我们在认识自身的同时，还需对世界有所认识，唯有通过认识世界，方能明晰自身的特点。走进世界才能突破自我局限。仅仅专注于中国考古，我们的视野与认知将会局限于中国范围内。倘若能够拓宽视野，学习世界考古知识，研究外国考古，我们的视野将会得到拓展，认知也会发生转变，从而突破自身的信息茧房。

　　伊朗地理位置非常独特，其东边隔阿富汗与中国文明相望，西边为地中海世界，地中海周边存在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以及埃及文明等，北边是欧亚草原的游牧文明，南边是南亚的印度河文明。伊朗恰好位于这四个板块的交汇之处。中国与地中海分别位于丝绸之路的两端，而南亚、欧亚草原、伊朗皆处于丝绸之路的中段。伊朗可以称为丝绸之路的发动机，因其人们在四大板块之间穿梭往来，一方面前往中国，另一方面奔赴地中海、欧亚草原、南亚乃至非洲，向各地传播各类动植物、器物、科技、艺术以及宗教等，为丝绸之路的繁荣注入了澎湃而持续的动力。

　　伊朗与中国之间古代文化交流的历史颇为久远，在中国也已发现很多实物证据。其中一件是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这块墓志采用汉文和伊朗中古时期的巴列维文两种文字书写。马氏和她的丈夫苏凉是波斯人的后裔。唐初，萨珊帝国遭受阿拉伯人攻击，萨珊帝国的王子率领使团前来唐朝，请求唐朝派遣援军拯救萨珊帝国。之后王子及其使团便留了下来，居于长安，在此地持续繁衍后代。其中苏凉与其妻子马氏留下了这方墓志，见证了波斯人在长安长期居住生活的历史事实。

唐苏谅妻马氏墓志

　　另一件文物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于公元781年所立，其碑文描述了景教传入唐朝并在唐朝流行开来的历程。景教有一位传教士，名为阿罗本，于唐太宗在位期间抵达长安，获唐太宗接见并获许可在长安建立景教寺院，开启传教之事。唐太宗在位约在630年前后，而此碑立于781年，景教于这一百余年间开枝散叶，持续繁荣。该碑于17世纪被发现，后得以留存，此碑见证了景教传入中国之历程。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自我国现代学术兴起以来，始终有学者致力于研究中国与伊朗的关系。1928 年陈垣发表《火祆教传入中国考》，其后夏鼐先生发表《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1979年，夏鼐先生率领中国考古代表团参加伊朗全国考古中心年会，此年会至今仍在举办。南京大学刘迎胜教授发表《唐苏谅妻马氏、巴列维（Pahlavi)文墓志再研究》等。

　　然而，虽有中国学者赴伊朗访问，然于伊朗开展考古工作此前尚无。相较而言，欧洲自19世纪便已开启相关工作，迄今已有一百多年，既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也培养了大量的伊朗考古人才。当下中国考古队赴伊朗开展发掘工作，可谓恰逢其时。

　　南京大学考古队对伊朗东北部的北呼罗珊省一座名为纳德利的土丘遗址进行了发掘。依据前期的发掘成果得知，这座土丘的年代大致处于青铜时代。在地层中发现了灰陶与彩陶。其中，灰陶在伊朗北部的里海沿岸较为发达；彩陶则受到土库曼斯坦即中亚地区彩陶文化的影响。这一遗址恰好处于里海沿岸灰陶与中亚彩陶这两个文化圈的交汇区域，极具研究价值。

　　土丘外围的沉积物，其厚度达8米，这些沉积物之年代涵盖早期铁器时代与伊斯兰时代。在沉积物表层发现一灰坑，深度为2.5米，底部直径超3米，其形状为袋形坑。在这一袋形坑内，发掘出若干器物，一部分为青花，一部分是孔雀绿釉陶。

　　此青花乍看之下与中国青花瓷极为相似，其器型为中国传统瓷器器型，纹样亦与中国青花瓷相近。然若仔细端详，则可发现差异，观其胎，有黄色、白色、蓝色物质。黄色者为粘土，白色为石英，蓝色为玻璃，即其由沙子、粘土与玻璃组成，是一种合成材料，与中国青花瓷所用的瓷石和高岭土截然不同。在着色剂方面，青花成分经分析含有铬、铁、钴和锰，而中国青花瓷含铁、钴和锰，不含铬。这就是伊朗仿烧中国青花瓷的本地产品，我们将其命名为伊朗青花陶，因其并非瓷器。通过陶片的热释光分析和同出兽骨的碳十四年代，其年代为1721至1818年。其年代虽然很晚，但是它们成功地吸引我们对西亚进口、仿烧中国陶瓷的历史。由于西亚缺少中国盛产的瓷石和高岭土，西亚窑工还为了仿烧而实施了一系列技术创新。这也是让我们为之着迷的课题。

仿华青花陶及其胎体

　　中国自唐朝便已产生青花。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海域的黑石号沉船上，出水瓷器总计达6万多件，其中有数件唐青花瓷器。但是其颜料、纹样，皆与中国传统瓷器有所差异，显然是受到了西亚文化之影响。这艘沉船中出水的一件瓷器上带有纪年：宝历二年，即公元825年。此船应是在825年之后启航，其出发地可能为广州或扬州，前往西亚波斯湾的一处港口，可惜中途在印度尼西亚葬身大海。这意味着自唐代晚期陶瓷就已经对外出口外销。唐青花抵达西亚后，伊斯兰世界很快便出现了仿烧产品，此类仿烧产品系在白釉之上绘制钴料及纹样。尽管这些纹样在中国境内未曾出现，但在白釉上绘制蓝色花纹之举，却与中国唐青花颇为相似。

黑石号沉船出土的唐青花盘

　　中国陶瓷业之所以发达，得益于中国极为丰富的瓷石与高岭土资源。然而，类似的原材料在伊朗及西亚颇为匮乏。伊朗以及西亚较为常见的材料为粘土、沙子以及玻璃，于是当地工匠便利用这些材料烧制器物。公元9世纪以前，西亚地区流行的陶器多为孔雀绿釉或蓝釉陶器，其胎料为黄色粘土，釉料为铅釉，且在釉中添加了绿松石或孔雀石。为获取白色器物，他们发明了一种名为锡釉的釉料，即在釉中加入少量锡。如此一来，釉色便呈现出白色。随后，他们又在白釉之上运用钴、铁、铬等原料绘制纹样，进而形成了青花陶，此乃一项技术创新，旨在通过仿烧中国陶瓷，以获取中国陶瓷所具有的美观效果。

伊朗青花陶器

　　元代瓷器在中国国内留存数量稀少，然在西亚有两处留存了一定数量的元代瓷器，其一为伊朗的阿达比尔陵寺，此陵寺中有一处建筑，其译名可为瓷器宫或中国宫，专门用于收藏中国瓷器。在阿达比尔陵寺所收藏的1100多件来自中国的瓷器中，有37件为元代瓷器，其余大部分为明代和清代瓷器。这些瓷器中不乏明朝宫廷赠予伊朗萨法维等王朝的带有年号的宫廷瓷器。另一处为土耳其的托普卡帕王宫，收藏了四十件元代青花瓷。除青花瓷外，西亚窑工还仿烧中国的白瓷以及龙泉瓷，他们想获得中国瓷器的胎体，但由于他们没有瓷石，便研发出一种新材料，我国学者将其译为熔块胎，或砂胎、砂玻胎，烧制出的胎体既薄且硬，颜色亦较为洁白。

阿达比尔陵寺：瓷器宫

　　西亚窑工早年仿烧中国陶瓷时，试图复制中国陶瓷的器形和纹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再满足于单纯模仿，而是着手研发符合自身需求的器物。在伊朗曾有一段时期，大致相当于中国明清交替之际，伊朗仿烧的陶器质量上乘，足以与中国瓷器相媲美，甚至冒充中国瓷器出口至西亚其他国家以及欧洲。

　　在西亚之后，欧洲人亦开始仿烧中国陶瓷，起初他们借鉴了西亚的制陶技术，如锡釉以及熔块胎这两种材料来仿烧中国陶瓷。至18世纪初，德国人成功破解了中国瓷器的烧制奥秘，进而学会了烧制瓷器。起初，他们亦是仿照中国外销至欧洲的瓷器进行烧制，后来逐渐开始研发符合本国民众喜好的器物，例如人物塑像、茶杯、咖啡杯等。德国人之所以能够破解中国瓷器烧制之奥秘，得益于其召集了众多科学家，涵盖化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等，通过对中国瓷器的分析，破解其中奥秘。自那时起，陶瓷科学应运而生。及至18、19世纪，受工业革命影响，欧洲的陶瓷生产逐步走向工业化。至20世纪，欧洲的陶瓷科学以及工业化生产设备传入中国，反过来带动了中国陶瓷的发展。

欧洲仿烧中国陶瓷

责任编辑：翟如月